駛向南京像墜入一場夢。記憶里，我和弦弦去南京的次數很多，肯定要多過去上海。但我記不清江元離南京有多遠。有時候很近，有時候很遠。我怕暈車，所以一上車就閉上眼睛嘗試入睡，總是迷迷糊糊間就到了，仿佛抵達南京依賴的不是車輛的奔馳，而是睡眠與夢境。
我們正穿行在湖底，經由一條隧道，從江元趕往我們此行的目的地。頭頂看不見的湖面或許正如三天前的峽水湖一般波光粼粼。黃老師的車下降到隧道里的那一刻，我感到我們正潛入一面平靜的鏡子。
黃老師帶著四個男生，此外還有四個女生在周老師車上，岳隱和姐姐都在。我坐前排，因為最高也最占地方。后排是米樂和閻希，以及戲劇節(jié)上扮演小王子的同學。今天在停車場見到時，我和米樂就遠遠地喊他“小王子”。閻希本想告訴我他的名字，他卻說喜歡被我們這么稱呼，索性不說了。他是個不太愛說話但很博學的人。我們和閻希聊峽水湖游樂場和之前的球賽，他就安安靜靜地聽。當我們談到閻希上場比賽的助攻帽子戲法時，小王子告訴我們，“帽子戲法”一詞源于《愛麗絲夢游仙境》，之后成為了板球術語，最后才指足球賽中單場打入三球的壯舉。
上演帽子戲法的球員可以拿走比賽用球作為紀念，閻希你拿了嗎？他問。閻希搖了搖頭，說自己是三個助攻而不是三個進球，而且市長杯的比賽用球是學校提供的，體育老師大概不會允許他拿走學校的公共財產。平時比賽不行，但決賽呢？小王子繼續(xù)說。決賽不是在江元奧體中心嗎，球肯定也是主辦方提供，說不定會作為紀念品贈送給戴帽的球員。決賽也太遙遠了，我們才剛剛打進八強呢，閻希說，何況小組賽單場打入三球都是難得一見的，能在決賽舞臺上上演帽子戲法的人恐怕是天神下凡、球王附體吧。我們笑了，空曠的停車場上，我們的臉被吹得紅撲撲的。沒多久，一輛車的前燈閃了閃，黃老師到了。要是在平時，我們仍會毫無顧忌地說笑，然后和黃老師一同聊這些話題。但我們今天都嚴肅了不少。老師走到跟前，都很禮貌地問好，接著乖乖地鉆進車里去了。
星期二，按理說吃過午飯我們就該回去午休，養(yǎng)精蓄銳等待下午上課。但我們四個都請了假，學校選中我們去南京參加和平集會。今天是12月13日。南京離江元一定很近，近到我們這些小孩從小就知道這個日子意味著什么。不知學校為什么挑選了我們，但我想每個人都非常愿意參加這次活動。昨晚米樂在宿舍告訴我他被選中時，我們倆都有些詫異，但又深知此行的嚴肅與重要?；蛟S是學校是想讓外地來的學生更深入地了解本省的歷史；也可能是黃老師的推薦，因為國慶作業(yè)里他寫過參觀紀念館的感受，那篇作文成為了范文。而曾給米樂做過導游的我興許也因此沾了點光。[1]
黃老師，我外公外婆都是南京人呢。閻希說。他們肯定希望我去的。
嗯。手握方向盤的老師點了點頭。這很好。
車連續(xù)不斷地行駛在悠長的隧道里。湖水一定在我們的頭上流動，像漫長久遠的歷史。我聽不見聲音。車內的沉靜使我們困乏了。一點多，平日里午睡的時刻。隧道里迷蒙的燈光與影子翻動著，在耷拉的眼皮前。我們似乎成了躲藏于光影中的匆匆過客，正在通過綿延不斷的時間，駛向記憶的深處。我聞到了一股苦味，或許是汽油和膽汁的混合，小時候暈車時的味道。但我在打瞌睡，睡眠是安全的，它使我躲開眩暈與不適，像沉入湖底，那一片沒有波瀾也沒有悸動的黑暗中。
大地是苦難的。我的腦子里跳出了這句話。從夢中醒來，聽黃老師的一聲“到了”，打開車門，走進十二月的料峭寒風。大地是苦難的，正如北方是悲哀的，昨天國旗下的講話是14班同學的詩朗誦，我還記得“北方是悲哀的”是一首長詩的開篇。再次看到那傾斜的雕像與厚重的云下肅穆的紀念館，我渾身冰冷，失去溫度的同時感到灰色在凝結，不由得往米樂身邊靠了靠。其實大家都在縮短彼此間的距離，沒有人說話。我們像四個低年級的小學生，互相挨著，仿佛是群在寒風里依偎取暖的小兔子，寸步不離地跟著黃老師往紀念館的報告廳施施而行。
燈光是明亮的，暖氣也開得很足。在報告廳的后排，我們找到了屬于一中的座位。一一落座后，老師沒說什么，我們也一言不發(fā)，似乎只是通過互相看看眼睛確定彼此存在。大大的報告廳里除了走動時的腳步與羽絨服的摩挲聲外再無其他響動，這種沉默和寂靜如青綠的藤蔓在無形之處攀爬生長。要是有點綠色就好了，就像幾天前我重見光明時閃爍在眼前的綠色，它是珍貴的，在寒冷與干枯的時間里。我看到閻希把胳膊搭在了座椅的扶手上，小王子的胳膊又自然而懶散地疊在了他的上面。我們都在等待。
“老師，學學為什么沒來呢？”米樂忽而開了口，大家也都望向黃老師。他沒有馬上回答，思考般地低了低頭。
“老師，我是說，我們上次替空難的遇難者默哀，學學手上纏過黑紗。我覺得他特別善良，應該也很想來參加今天的和平集會吧?！泵讟方又f。黃老師依舊沒有回答，伸出手來拍了拍米樂毛茸茸的小腦袋，善意地笑了笑。
學學呀，真是個怪怪的人。總做出一些讓我摸不著頭腦的事，有時卻也會不由自主地被他吸引。要不是穆錚告訴了我們，我決不會猜到他是黃老師的孩子。即便他們倆都給人一種不受拘束的輕松感，但老師畢竟是老師。學學好像永遠精神飽滿，有無限的激情和斗志，卻總說什么“該死”，一副對很多事都無所謂的表情。我不是討厭他，就只是針對他的口頭禪：我實在不喜歡動不動把“死”掛在嘴邊。
死是不可以隨隨便便提的，在過年的桌邊我被長輩們教育過?；蛟S是它本身太沉重了。一個人的死是悲劇，而幾十萬人的死更是民族的苦難與傷痛。但是……學學是個不尊重生命的人嗎？不是，決不是。我們都看到了那天舉向天空的手指和飄飛的黑紗。相信在今天的大課間，集體起立的默哀中，學學和我們一樣，低著頭，在短暫的時間里思考過自己與這片土地上曾發(fā)生過的苦難的聯系。
會不會是這樣？一個人越注意一件事，就越會在別人面前裝出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我是不是也有點這樣？其實，我就很在意弦弦呀。他還在的時候我就很在意，他不在以后我更加在意，越來越在意?？伤€在的日子里，我對他一直不怎么好吧，老是故意氣他欺負他，也許我在用這種方式表達自己對他的在意？真蠢。我應該對他更好一點。
但學學為什么這么在意死不死的事情呢？他明明健健康康的，家里人也都過得很好……
也許只是我離他的生活太遠了吧。我不知道發(fā)生了什么事。就算知道了又怎么樣呢？我們誰不知道南京大屠殺？可日本人為什么要屠殺？他們是怎么屠殺的？多年以前，作為首都的南京在地獄般的日子里到底經歷了什么？我們被殺害的同胞叫什么名字？是怎么生活的？有太多事情是我們這些小孩不了解的了。正因如此，我們今天才要來到這里，認認真真、一絲不茍地看著走上講臺的人，聽著他們穿透歷史煙塵的話語吧。我們不能遺忘這段歷史，就像我們不能遺忘自己的記憶。要是我忘記了弦弦，我就是一個沒有良心的哥哥。同樣，要是我們忘記了過去，只把它當成漫長時間里一個可有可無的小石子，看到了就踢開，那也是沒有良心的。那都是生命，人的生命。它消失了，再也不會回來了。
但我們能真正接觸并復原歷史嗎？我聽到正在發(fā)表演講的人談到了一位學者，她就是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寫出了書，成果卓著，很了不起。
可是她自殺了。大家現在在懷念她、紀念她，但她不在這個世界上了。[2]
為什么會這樣？我想問黃老師。也許他能解答我。在我看來他懂很多東西?？墒俏页聊?，他也沉默著，所有人都在沉默。這是禮貌。我明白，不能在別人說話時插嘴或竊竊私語，但我真的好想知道。
是不是她真正接觸到了那段歷史，看到了那種黑暗、暴虐、殘忍，那種人無法承受的罪惡？就像一個圍著爐火的人，只能把手放在火邊烤烤，不能真正把手伸進火里，不然手就要被燒焦?；蚴且粋€往湖泊深處慢慢走的勘探員，走得越來越深，就越來越了解湖泊的水質，但最終會被冰冷的湖水吞沒？我不清楚。
有四位老人走上了臺。顫顫巍巍，遠遠望去，他們的面容好像老去的樹木。工作人員幫他們搬來了椅子，但他們沒有立即坐下，而是不約而同地對滿場的人行了一個軍禮。他們的手在顫抖，胳膊勉強地抬起，像一段干枯的樹枝，禮敬得也不是那么筆直標準，但他們非常努力了，沉重的歲月一定在他們的身體里注入了鉛，但仍未使他們忘記自己的身份。一定是軍人，參加過抗日戰(zhàn)爭的軍人。[3]
我下意識地望了望身邊的人，我的三位伙伴，還有黃老師，大家都像是個小孩，準備慢慢地、專注地聽年邁的老人講述過去。日本軍隊的裝備很精良，有飛機、坦克和艦炮，無休無止地轟炸，陣地上一片火海。老人說。我們什么都沒有，只能挖戰(zhàn)壕，躲在里面，等敵人靠近了肉搏。晚上睡在戰(zhàn)壕里，沒人敢合眼，沒人能合眼。
我那年高二。另一位老人說。他說出自己學校的名字，我們全無反應，那所從未聽說過的學校與我們似乎毫不相干。黃老師卻調過頭輕輕告訴我們，那是我們學校的前身。我們不由得面面相覷。這位臺上這位話音沙啞、面如木刻的老人是我們的校友，或者說是我們的前輩。我們與他竟有著那么一點點微弱的關系，穿越了七十多年時光仍沒有斷裂的關系。在暗無天日的轟炸中，我們的學校曾被夷為平地，只剩兩根孤零零的柱子，矗立在漫天的硝煙與戰(zhàn)火中。
想來也是神奇，我們今天的校園何其之大。尤其是市郊的新校區(qū)，它大到我們總抱怨它太偏僻荒涼，空蕩蕩的。它是那么齊整好看，教學樓實驗樓體育場應有盡有，以至于我們完全無法想象它曾經只剩下兩根柱子。
不只是我們學校，在戰(zhàn)爭中被摧殘的校園遠不止我們一所?！皵衬軞е?，吾能復之?！崩先苏劦揭晃恍ｉL說過的話。我們生于南京的前輩不久便投筆從戎，加入軍校，接著是去保衛(wèi)長沙。一個連里有50多位同學，打了一仗，犧牲了37個。[4]
“我們一個班也才40個人出頭呀?！遍愊Ｓ煤茌p很輕的聲音念叨著。他的伙伴揉了揉他的肩膀。沒錯，我們一個班有40多人。要是有一天需要我們去打仗，去保衛(wèi)國家，一場仗下來，是不是一樣會只剩下幾個人？我偷偷望了米樂一眼，發(fā)現他也在看著我。于是我將胳膊遞過去，他用力抓了抓我的小臂，有一點疼，給我的腦子灌進了一股真實感。我們都是活著的，在這個明亮的大廳里。
要是真的只剩下幾個人，我能活下來嗎？米樂能活下來嗎？不知道。我運氣不會那么好吧。簡直像40幾個人閉著眼睛抽獎，我抽不到那幾張彩票的?？墒浅椴坏?，我就會死。而講述故事的這位老人，他是自己決定離開校園奔赴沙場的，也是自己決定置身于犧牲遠多于幸存的戰(zhàn)斗的。他活下來了，但更多的同學在七十年前就永遠地離開了。
或許握著槍站到戰(zhàn)場上那一刻，人就是英雄了吧。戰(zhàn)爭遠不是我們在電影或者游戲里看到得那么簡單，它給我們帶來的威懾太遠太弱了，遠到我們似乎忘了它的殘酷。然而世界上并不是每個國家都是如此，有多少和我們一樣大的孩子在我這個年齡已經碰過槍了呢？我不曉得。這不是一個應該摸槍或者應該考慮犧牲的年齡，但有時是沒辦法的。有那么一瞬，我想象到了七十年前的我，想象到了我死在某個不知名的小巷里，或者一片燒焦的土壤上。也許七十年前就有一個像我一樣的男孩子是這么死的吧。我不清楚，只想對米樂說，你再用力揪我一下吧，好告訴我，我活在現在，活在不需要突然就死去的時代。
可還是有人突然就死去了呀。
“對不起……”訪談似乎結束了，四位老人齊齊站起來，向在場的所有人鞠了一躬，“我們沒有守住南京?！蔽夷救坏赝麄冋f完了這句話，像一根被風吹過的葦草，既不知道是要鼓掌還是要說點什么。我不明白。茫然間，用手掌捂住自己的嘴，下拉著自己的臉皮。我沒看四周的伙伴，不知道他們臉上是什么表情。從小時候起，我就是個容易被傳染情緒的人。要是有人掉眼淚了，我也會跟著掉的。
“沒必要道歉呀?！遍愊５幕锇檩p輕說，只有我們身邊的幾個人能聽見，“不是他們的錯。他們是英雄?！彼@話讓我更難受了。我也是這么想的。
是誰的錯呢？我想著這個問題，在下沉的暮色中和大家一同走出紀念館。上過戰(zhàn)場的老人們認為自己要為這座城市里發(fā)生的悲劇負責，但就算我們是再不懂事的小孩，也清楚他們已經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們?yōu)槭裁催€要道歉？或許這也是自己的決定吧，依然為過去的事遺憾與愧疚，即便過了七十年，這種心情也無法完全消解。大概有的創(chuàng)傷是伴隨人一輩子的，就像殘酷的大屠殺是任何一個人無法遺忘的歷史。在這種黑暗的過去面前，若無其事地勸慰一句“走出來吧”、“你不要想太多”是多么蒼白無力，無力得像在秋天踩過一片片枯黃干癟的落葉，不會有人覺得那些落葉曾具有生命。
人始終走在自己的記憶和更大的歷史里，只要他還有良心，還記得事情，又怎么能假裝一切都沒有發(fā)生，什么都沒有看見呢？或許我們的前輩離開校園穿上軍裝的那一刻，就是因為看到了很多很多東西，決定做出一些改變吧。我們的國家很大，能打很久的仗，即便滿目瘡痍卻依然活著，不愿投降也不愿死去。就像我們的校園，它只剩兩根柱子，但依然活著，依然會在焦土中屹立不倒。
只要活著就有希望，就能改變吧?？梢撬懒四?？死了，就一點機會也沒有了。
黑魆魆的雕塑斜著指向天空，仿佛在寒風中懸浮。我們貼得更緊了，米樂把他的腦袋靠在了我的外衣上。在過于冷的時候，我們需要一點彼此間的溫暖。我相信我們是活著的，還要一直活下去。
[1]每年的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以國家公祭的方式，祭奠在南京大屠殺中死亡的30多萬同胞。
南京保衛(wèi)戰(zhàn)，又稱南京戰(zhàn)役，是中國軍隊在淞滬會戰(zhàn)失利后，為保衛(wèi)首都南京與日本侵略軍展開的作戰(zhàn)。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12月1日，日軍大本營下達“大陸第8號令”，命令華中方面軍與海軍協同，兵分三路，攻占南京。蔣介石任命唐生智為首都衛(wèi)戍部隊司令長官，部署南京保衛(wèi)戰(zhàn)。因敵我力量對比懸殊，南京各城門先后被日軍攻陷，守軍節(jié)節(jié)抵抗，犧牲無數。12日，唐生智奉蔣介石命令，下達守軍撤退令。守軍各部因撤退失序，多數滯留城內，被日軍大量屠殺，損失慘重。12月13日，南京淪陷，日軍開始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
南京大屠殺（Nanjing Massacre）指1931至1945年中國抗日戰(zhàn)爭期間，中華民國在南京保衛(wèi)戰(zhàn)中失利、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學術界認為開始于12月5日）淪陷后，在主要元兇朝香宮鳩彥王、華中派遣軍司令松井石根和第6師團長谷壽夫指揮下，侵華日軍于南京及附近地區(qū)進行長達6周的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大屠殺和奸淫、放火、搶劫等血腥暴行。在南京大屠殺中，大量平民及戰(zhàn)俘被日軍殺害，無數家庭支離破碎，南京大屠殺的遇難人數超過30萬。南京大屠殺是侵華日軍公然違反國際條約和人類基本道德準則，是日軍在侵華戰(zhàn)爭期間無數暴行中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一例之一。南京大屠殺期間，《紐約時報》、《中央日報》、《新華日報》等中外媒體，均對南京大屠殺進行了大量的揭露。戰(zhàn)后，中國國民政府對南京大屠殺進行了廣泛的調查。其中，南京審判戰(zhàn)犯軍事法庭經調查判定，日軍集體屠殺有28案，屠殺人數19萬余人；零散屠殺有858案，死亡人數15萬余人，總計死亡人數達30多萬，制造了慘絕人寰的特大慘案。
[2]張純如（Iris Chang，1968-2004），美國華裔女作家、歷史學家，祖籍江蘇淮安。張純如是出生在新澤西的第二代美國華裔。她擅用新穎獨特的手法描述華人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揭示鮮為人知的中國歷史和美國華人史的重要史料，代表作《錢學森傳》、《華人在美國》等。1997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殺》描寫了日軍在南京強奸、虐待、殺害大批中國平民的詳情，被紐約時報列為推薦讀物，被書評稱為年度最佳書籍之一。該書出版以后，與南京大屠殺有關的研討會也因此在美國哈佛及斯坦福等大學舉行，美國新聞媒介都大幅報道了南京大屠殺。哈佛大學歷史系主任柯比認為它是“第一本充分研究南京大屠殺的英文著作”。張純如收集了中文、日文、德文和英文的大量資料，以及從未出版的日記、筆記、信函、政府報告的原始材料，她甚至查閱了東京戰(zhàn)犯審判記錄稿，也通過書信聯系日本的二戰(zhàn)老兵。在《南京大屠殺》一書的寫作過程中，張純如經常氣得發(fā)抖、失眠噩夢、體重減輕、頭發(fā)掉落。她面對的是盡顯人性惡劣、殘忍血腥的歷史，南京大屠殺是一部酷刑百科全書，這些她都要具體面對，還要敘述出來。書成后，她又得面對日本右翼勢力的報復和騷擾。她不斷接到威脅信件和電話，這使得她不斷變換電話號碼，不敢隨便透露丈夫和孩子的信息，她曾經對朋友說，這些年來她一直生活在恐懼之中，也與她的抑郁癥有一定聯系。
[3]關于四位老人的原型，可見《現代快報》 2013年12月13日的報道《對不起，當年我們沒守住南京》。
[4]引自羅家倫。羅家倫（1897-1969），字志希，筆名毅，祖籍浙江紹興柯橋錢清鎮(zhèn)江墅村，生于江西進賢。他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和命名者，中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五四運動中，親筆起草了唯一的印刷傳單《BJ學界全體宣言》，提出了“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口號。后出任中央大學校長。